質疑0－3歲孩子學認字

質疑0－3歲孩子學認字

最近了解到，有那么幾個人，在一些幼兒園中進行所謂“嬰幼兒漢字教育”，將他們自己吹噓為“0-3歲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理論上的突破”的“理論”付諸實施，也就是教“還不太會說話的孩子”“認字”。 　
　
　　在嬰幼兒中進行所謂漢字識字教育，既投合了廣大獨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龍的心理，又似乎表現(xiàn)出對中國獨有的漢字的“深切熱愛之情”，當然很容易使社會上不少人上當受騙，更何況他們還如同電腦算命一樣打著“科學”的旗號呢！但善良的父母們可能不會想到，這種所謂的教“還不太會說話的孩子”“認字”，孩子們其實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認識所教的字，而且還會對將來真正的識字教學帶來極大的干擾，從而影響孩子早期的思維發(fā)育。也就是說，這種所謂認字，不但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 　
　
　　(一) 　
　
　　一個非常重要的常識是，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思維工具和交際工具，是一種符號系統(tǒng)；而任何文字都是某種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tǒng)，是符號的符號。所以任何的“字”，只有認識了它的形音義的人能把它與語言中的詞對應時，才是真正的“認”。試想一下，有哪一個人的識字過程不是這樣呢？還不太會說話的嬰幼兒，話還聽不大懂，居然能夠“識字”，豈非天方夜譚？ 　
　
　　他們的最重要論據(jù)，并且在若干場合重復提到的是日本人石井勛的下述“實驗”：“成人用手指著自己的眼睛，對還不會說話的10個月的日本孩子用日語說：‘眼睛，眼睛，眼睛?！缓?，舉起漢字字卡‘目’，還是用手指著自己的眼睛，用日語說：‘眼睛，眼睛，眼睛?！刻爝@樣做一次或兩次。過一段時間，當成人只是對孩子說‘眼睛、眼睛、眼睛’時，孩子沒什么反應；但當成人舉起漢字字卡‘目’時，孩子卻用自己的小手指自己的眼睛。同樣，對‘耳’‘鼻’‘口’做這種實驗，結果也是相同的。” 　
　
　　我們姑且相信這個實驗屬實，但它仍然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首先，文字的認知對于還不太會說話的嬰幼兒來說無法反饋，無法檢測，因而完全不可能檢驗孩子是不是真的認識了這個字。僅憑在多次重復之后孩子可以用手指自己的眼睛根本證明不了孩子已經認識了“目”字。 　
　
　　現(xiàn)代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心智是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1、簡單反射階段，如射向眼睛的光線逐漸增強，瞳孔就逐漸收縮。這不受意志的影響。2、條件反射階段。巴甫洛夫的著名實驗表明，不用具體事物(食物)而只用符號(鈴聲)，也能使狗流出唾液，其條件是每次給食物時都有鈴聲伴隨。3、工具階段，如黑猩猩的手夠不著香蕉，能用棍子把香蕉打下來。4、符號階段，即使用語言符號進行交際和思維。認真對照不難發(fā)現(xiàn)，石井勛“實驗”中所謂10個月嬰兒“認字”，只是一種條件反射，即只達到心智的第二階段，正如馬戲團中經過訓練表演數(shù)學“演算”的小狗，即便它叫對了次數(shù)，也決不說明小狗有了數(shù)字的概念，懂得加減法，因為那也是一種條件反射。文字作為符號的符號，比語言離概念更遠一層，只有心智達到了第四階段才可能掌握。 　
　
　　其次，石井勛的實驗沒有對比組。如果所舉的卡片不是寫的“目”字而是其他，比如寫的是漢字“四”或英文字母“A”，甚至是畫一粒葡萄，根據(jù)條件反射的原理，當成人舉起這張漢字字卡時，孩子也會用小手指自己的眼睛。 　
　
　　另外，他們所表述的石井勛的“實驗”還存在幾個嚴重的常識性錯誤。第一，“目”這個漢字原本是漢語“mu”的書面紀錄，它在古漢語中是個詞，而在現(xiàn)代漢語中只是個語素；它在日文中寫做“目”，但在日語中讀作“め”[me]。石井勛實驗時是否讀出“め”[me]音？如果讀出，說明產生了條件反射作用的不僅是寫在字卡上的“目”這個字，還有實驗者的語音。第二，按照條件反射的一般原理，在成人多次指自己的眼睛并同時舉字卡后，不會說話的嬰兒應有的反應是指成人的眼睛而不是自己的眼睛，因為如此小的孩子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詞的概括性，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和試驗者的眼睛同樣是“目”所表概念的客觀所指。第三，口說“眼睛”和手舉字卡“目”是在指眼睛的同時分別刺激孩子的聽覺和視覺的，孩子卻只對訴諸視覺的字卡有反應，而對訴諸聽覺的語音沒有反應，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 　
　
　　由此可知，石井勛的實驗并不具備任何說服力。 　
　
　　然而在此之后，他們所做的“理論分析”則更為荒唐：“口說語言的載體是聲波。聲波很抽象，既看不見，又摸不到。書寫語言――文字的載體是字形。字形很具體、很形象，既能看見，又能摸到。所以，將具體、形象的字形與實物聯(lián)系起來，要比把抽象的聲波與實物聯(lián)系起來更容易?！薄霸凇畬W認字’的時候，可以用手來指字形，用手來擺字卡。這就是說，‘學認字’的過程，還可以用具體、形象的字形，通過觸覺系統(tǒng)來刺激大腦皮層。也就是說，‘學認字’的過程，可以是通過視覺、聽覺、觸覺三種感覺系統(tǒng)同時刺激大腦皮層的過程。”從而得出了“學認字比學聽話容易”的結論。語音是語言的惟一物質形式，它是訴諸聽覺的，如果說它“籠統(tǒng)、空洞、不能具體體驗到”，那么聽話人如何感知呢？這些人將訴諸視覺、觸覺定為不抽象，而將訴諸聽覺定為抽象，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語言和文字的物質形式不同，前者為語音，后者為字形，他們并沒有抽象與否之分。說字形“形象”也是不妥當?shù)摹＞鸵浴澳俊弊侄?，就很不形象，難道有什么人或動物長著“目”這樣窗戶框子般的眼睛嗎？從漢字的歷史來講，從戰(zhàn)國文字開始，漢字的象形性已迅速減弱，隸變以后就更是全面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占漢字大多數(shù)的形聲字就更不“形象”了。至于說字形可以摸到，那除非把每個字塑成立體的，否則人們摸到只是那張紙片，而不是字形本身，字形如何訴諸觸覺呢？ 　
　
　　他們還主張：“‘學認字’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地認，也可以‘兩個字、三個字’……一起認，也可以一句話、一段話同時認。”并宣稱“這是嬰幼兒特殊的認知特點和規(guī)律決定的”。例如，“當小孩子剛剛初步認識‘蘋果’兩個字時，見到一個‘蘋’字，孩子也讀‘蘋果’；見到一個‘果’字，孩子還讀‘蘋果’?！边@當然是指會說話的孩子。這同他們所謂“0-3歲嬰幼學認字比學聽話還容易”的說法是矛盾的，這姑且不論。但這一例子充分說明他們的所謂認字法極易導致孩子對同一個詞中的幾個字混淆不清，而且這種先入為主的混亂會在很長時間內糾正不過來。比如看見“水果”會讀做“水蘋果”甚至“水蘋”。換句話說，這種“整體認知”，實際上是每一個字都沒能準確認識。那么這種“整體認知”是不是一種快捷的好辦法呢？恰恰不是。根據(jù)周有光先生分析歸納的“漢字效用遞減率”，3800個漢字字種，覆蓋率可達到一般閱讀物的99.9%；而這3800個漢字組成的詞則有數(shù)萬之巨。整句的話、整段的話更是多得數(shù)不勝數(shù)。所以，認字而后去掌握詞才是以簡馭繁的辦法，所謂“兩個字”“三個字”以至于“一句話”“一段話”一起認，即便真能夠認識，也是棄簡而從繁，費力不討好，更何況還不能真正認識呢！ 　
　
　　文字是由于紀錄語言而形成的第二符號系統(tǒng)，“字形”是它的物質形式，而它的“音”和“義”則是由于紀錄語言而從語言那里承接而來。正像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但決不等于“有聲的思維”一樣，文字作為紀錄語言的符號系統(tǒng)絕不等于“視覺語言”。文字作為語言之外的另一符號系統(tǒng)，它有自身的規(guī)律，搞什么“兩個字”“三個字”“一段話”“一句話”一起認，是完全違背文字規(guī)律的。把漢字“教給”根本不可能認識文字而又正處于學習語言關鍵期的嬰幼兒，帶來的惟一后果就是干擾孩子們的語言學習，從而影響他們的思維發(fā)育。 　
　
　　(二) 　
　
　　這些人稱，讓還不會說話的孩子學識字為“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總結出了“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的意義”，人們從這些“意義”中也不難明白這種“理論”是否可信。 　
　
　　比如，他們說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有利于培養(yǎng)嬰幼兒良好的道德品質”。筆者實在看不出這和認漢字有什么關系。如果確有這種關系，也就是認漢字有利于培養(yǎng)好的品質，那么自古使用漢字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應該明顯優(yōu)于不認識漢字的人們。事實是這樣的嗎？讀者可以自己得出結論。 　
　
　　又如，他們說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有利于提高智商”。并說：“科學家們對英、美、法、德、日五國兒童的智商進行測查，結果，英、美、法、德四國兒童的智商平均都是100，惟獨日本兒童的智商是111，平均智商差11?！以谟ⅰ⒚?、法、德每個國家的100名兒童中，智商達130以上的都只有2人，惟獨100名日本兒童中達130以上的有10人?！涍^研究分析，最后趨于一致的意見是：日本孩子學了漢字。”“日本石井勛經過多年的測查，結果是：日本兒童6歲入小學時，沒學過漢字，平均智商也是100，同歐美四國兒童一樣；5歲開始學漢字，6歲入小學，智商可達110；4歲開始學，6歲入小學，智商可達120；3歲開始學，6歲入小學，智商可達130以上。”“智商”之說是否可靠，這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日本從中國借去漢字已有一千余年的歷史，但似乎并沒聽說國際上對日本人的智力有如此高的評價。筆者認為石井勛的說法明顯帶有日本人常有的民族感情色彩在內。這些都可以暫置不論?，F(xiàn)在要說的是，依照上述邏輯，歷來重視子女教育而今天尤甚的中國人的智力應該最高，因為其中很多父母都是從孩子的學前認字入手的――當然不是在孩子們還不會說話的時候。但沒有事實能夠說明中國人的這一智力優(yōu)勢。筆者接觸過數(shù)十個從3、4歲就開始認漢字的孩子，他們在入小學前有的已經認識1000以上的漢字。但遺憾的是這些孩子沒有一個表現(xiàn)出智力上的特殊之處。 　
　
　　諸如此類的還有什么“擴大知識面”、“培養(yǎng)邏輯思維”“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意識”等等，統(tǒng)統(tǒng)是和認不認漢字沒有關系的事情。 　
　
　　漢字中確實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東西，比如其中深厚的文化內涵。但是，應該實事求是，認真嚴肅。上引他們的說法雖然似乎是在褒揚漢字，給漢字臉上貼金，實際上這種不嚴肅的、賣狗皮膏藥、作生意廣告的態(tài)度恰恰只能損害漢字的形象，降低漢字的聲譽。 　
　
　　(三) 　
　
　　這些主張讓還不太會說話的孩子學認字的人，底下有一套自己的“語言學理論”和主張，他們的上述關于嬰幼兒漢字教育的說法，是將其“語言學理論”用在嬰幼兒教育上。為了有利于讓大家判斷其上述主張的是非，有必要簡單地分析一下他們的“語言學理論”。限于篇幅，略舉數(shù)例。 　
　
　　他們說，“字形表達語義有兩條通道：一條是字形直接表達語義，即以形表義；另一條是字形首先表字音，然后再表達語義，即以形表音再表義，這是字形間接表義。如此看來，口說語言符號系統(tǒng)的國王――語音表義只有一條腿，而文字符號系統(tǒng)的國王――字形表義有兩條腿?！?　
　
　　他們將語言和文字當作兩個各自獨立的王國，并分別加封“國王”，是完全錯誤的。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伍鐵平教授等人已經在幾篇文章中給予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評，我們不再重復。這里只談他的所謂“兩條通道”說。 　
　
　　所謂“兩條通道”或者叫做“兩條腿”，實際上是把兩種根本對立、不能并存的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觀點放在了一起。王力先生說：“文字不是直接代表概念的，而是通過有聲語言代表概念；有聲語言是文字的物質基礎?！闭J為文字可以直接表義，是早已被中外語言學界在多年研究之后否定并拋棄了的完全錯誤的關于語言和文字關系的觀點。只有將文字的字形恢復為它所代表的語言中的詞，它才能有“音”和“義”。王力先生還說：“文字本來只是語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脫離了與有聲語言的關系，那就是失去了文字的性質?！敝型庹Z言學界都已否定了古代曾經有過的字形直接表義之類的說法，這說明“字形表義兩條腿”之說是站不住的。 　
　
　　他們還說，“我們進一步揭示：狹義的形態(tài)變化，是落后認識在語言結構上的殘痕，是一種笨重的造詞法?！薄伴L期以來，人們一直諱言漢語的科學性，否則，就要被扣上‘大漢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等帽子。其實，語言、文字的科學程度與種族優(yōu)劣毫無關系。對待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對待各民族的風俗習慣一樣，不管其科學性如何，一律要尊重，這是民族政策問題。” 　
　
　　這些話錯誤很多。首先，說“語言、文字的科學程度與種族優(yōu)劣毫無關系”，言外之意，種族還是有優(yōu)劣之分的，只不過和語言、文字的科學程度無關就是了。這當然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此且不論。我們要說的是，他們的上述說法是不是在褒揚漢語、提高漢語的地位呢？ 　
　
　　并非如此。語言雖為人類所特有，但它并不是人類主動的、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語言的產生以及它的發(fā)展變化，不受任何人主觀意志的支配。假如某人認為漢語無形態(tài)不好，你不能編造某種形態(tài)強加給漢語；假如某人認為形態(tài)復雜的俄語不好，你也不能把它的性、數(shù)、格、時、態(tài)等等強行去掉。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一種客觀存在。正如自然科學家只能探索大自然的規(guī)律、而不能也不會談論大自然的什么“科學性”一樣，語言學家的任務是探索語言的規(guī)律，而不是對某種語言品評優(yōu)劣，談論它的“科學性”“優(yōu)越性”。當今，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語言學家會去討論某語種、某語族、某語系的“科學性”問題。過去確曾有人不理解這一點，出于其種族偏見，站在有形態(tài)語言的立場上，貶低無形態(tài)的漢語落后、不科學?，F(xiàn)在，這種錯誤的認識即便在個別人身上還存在，也已經沒有市場，可以說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如今他們又用和那些貶低漢語的人相同的邏輯，或明或暗地貶低漢語以外的語言，尤其是有形態(tài)的語言，顯然是不正確的。 　
　
　　他們還引用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不是語言學家，更沒有一位是漢字學家)的話，鼓吹“讓漢字成為通用的國際書面符號”“可國際通用的文字”。這是不是有可能呢？ 　
　
　　每一種文字都是為某一特定的語言而創(chuàng)造(或借用并改造的)。以漢字為例，從語法方面來說，漢語沒有形態(tài)變化。形態(tài)變化是以音素的變化或添加來表示的。但漢字是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jié)，正適合漢語無形態(tài)的特點，而不可能充當有形態(tài)變化的語言的書寫工具。從音節(jié)數(shù)量來說，漢語的音節(jié)數(shù)量少，在漢字創(chuàng)制時代的古代漢語以單音節(jié)詞為主，因而同音詞多，表意而非表音的漢字恰恰可以有效地區(qū)別同音詞。從我國的地域來說，自古幅員遼闊且人口眾多，方言間的分歧很大，僅憑口語交際困難很大，但表意而不是準確標音的漢字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這種方言的界限，使雖然懂普通話但是地方音太重、交談有困難的人可以相互交際。這些都表明漢字并不適合記錄不具備漢語上述特點的其他語言。 　
　
　　另外，每一種語言的詞匯都是一個獨立的系統(tǒng)，兩種語言的詞多數(shù)不能在內涵和外延上一一對應。比如漢語的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在英語中都叫做uncle，讓說英語的人在分別見到漢語的五個詞時都讀一個詞，他們能接受么？相反，漢語說“一輛汽車撞在了大樹上”，其中的“汽車”，相應的常見英語詞就有car、auto、automobile、truck、bus、motorcar、taxi等等，讓說英語的人見到“汽車”一詞時讀哪一個呢？ 　
　
　　知道了他們的一些“語言學理論”，有助于讀者正對建立在這種“理論”之上的所謂“嬰幼兒科學漢字教育”，作出自己的判斷。 　
　
　　嬰幼兒教育是國家、社會和每一個家庭的大事，一個孩子的嬰幼兒、童年時代不會有第二次，錯誤的教育將給國家、社會和家庭，以及孩子的一生造成重大損失。如果有人把在語言學界受到嚴肅批判的東西推廣到語言學家一般較少關注到的嬰幼兒教育，通行無阻，這種事情是否應當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作者系：北京教育學院教授　
摘自中國教育報

(責任編輯:暖暖的陽光)